昨天一个朋友读了我的《照亮所在小地方》后说:“面对塌陷,照亮小地方是否无力?”让我想起了《论语》中的一句话:“滔滔者,天下皆是也,而谁以易之。”这句话一直在《论语》的角落里,并不起眼。我也很少想到这句话。
它的意思是,天下到处都是丑恶的人和事,谁能改变这个世界呢?不过,这不是孔子说的,而是孔子在途中遇到的隐士长沮、桀溺说的。
孔子一生有很多反对者,有的反对者是因为孔子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,比如鲁国的孟孙氏、叔孙氏和季孙氏,他们对孔子也有过尊敬,但触及利益就马上翻脸。
有的反对者是因为治国思想不同,比如晏子批评孔子说,“今孔子盛容饰,繁登降之礼,趋详之节,累世不能殚其学,当年不能究其礼。君欲用之以移齐俗,非所以先细民也。”意思是孔子那一套太繁琐了,不适合用来引导百姓。
其实,孔子的政治才干,未必小于晏婴。他治理一地,三年便有明显效果,成为鲁国各地学习考察的对象。担任大司寇,在夹谷会盟中既挫败了齐国挟持鲁君的阴谋,又迫使强齐退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。这样的政绩,放在整个春秋战国,都是很显赫的。
还有的反对者是当时的隐士,比如楚接舆,比如长沮、桀溺。他们认同孔子对当时社会的认识,都看出了社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,但他们对改变抱着悲观的态度,认为天下之人已经完全沦陷于欲望和丑恶之中,根本不可能有转机。“滔滔者,天下皆是也,而谁以易之。”
面对如此污浊的社会,我们怎么办呢?长沮、桀溺继而给出他们的答案:“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,岂若从辟世之士哉。”与其像孔子那样在世上奔波,躲避无德之人,寻找有德之君,不如放弃天下,过着自个的小日子。
孔子并不反对隐士们对当时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。而且,看事实,孔子的所作所为也的确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孔子活着的时候,很多人就知道他所做的并无实际作用,连鲁国看守城门的人都说孔子是“知其不可而为之者”。而在他死后,天下也越来越糟糕,从春秋到战国,战争频繁,民不聊生,而秦统一六国,虽平定一时,但他肆无忌惮地以天下之大来满足一人之欲,逼得人民造反。
孔子对隐士们是有共鸣的,他和隐士们一样,对社会的问题有深刻的体会。所以,他才会在长沮、桀溺批评他之后,“怃然”感叹,才会在楚接舆嘲笑他之后,“欲与之言”。但是,他从“天下无道”的现实出发,并没有得出退隐或是逍遥而游的结论,而是认为,这正是自己存在的意义——如果天下有道,那我就不用这样奔波了。
而这个信念又是来自于对人的社会性存在的认知:“鸟兽不可与同群,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?”人非鸟兽,是社会性动物,亚里斯多德对人有一个重要定义:“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。”
总之,躲是躲不过去的。实际上,真正的思想者绝不会真正的躲避,即便是庄子,也以文字的方式,表达了他对社会的最为深刻的批评。即便是伯夷、叔齐,也以生命为代价,向天下昭示了道德的尊严。他们是隐士,但他们也是猛士。
没有真正绝望的人,真正绝望,就会考虑是否要继续活下去。正如加缪所说:“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,那就是——自杀。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,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。”
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加缪所说的问题,我们可以说,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,那就是——信心。
我们之所以绝望,归根结底是因为对人性没有信心。也许会有人更具体地说,我只是对中国今天的社会没有信心,尤其是疫苗案。我想,还是读读鲁迅的话吧。1934年,对中国“吃人”历史、对民众的愚昧自私、对官吏的残暴贪婪,从来都给予深刻批判的鲁迅,写了一篇文章,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,里面说:
“我们从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,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‘正史’,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,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
“这一类的人们,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?他们有确信,不自欺;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,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,被抹杀,消灭于黑暗中,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。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,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,倘若加于全体,那简直是诬蔑。
80年过去,中国仍然有位居高层的贪赃官员,仍然有愚昧自私的普通民众,仍有逐利贪婪的商人,但是,“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,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,倘若加于全体,那简直是诬蔑。”
我的信心,就是来自每一个认真做事的人,每一个有良知的人,每一个敢于表达愤怒的人。我的信心,来自我所见到的未被人性的恶所完全掩盖了的人性的善。
最终,我们的信心都来自于我们自己。人类历史中的不断出现的善恶之战,仍然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。我们每一个人,都同样凝聚了整个人类的精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