资源分享网鲁迅的《拿来主义》，是这学期上的最后一课。文章写得有趣，也刻薄。鲁迅的刻薄，藏着他的盼望。鲁迅希望大家对于他国的事物，能敢于拿来：好的，如电灯，自然要用；不好的，如鸦片，也要看看有无可取之处，因为可以当药用；再不济的，如烟枪，百无一用，也能放在博物馆里警示后人。
总之，一不能自以为是，二不能抱残守缺，三是一定要自己去“拿”，因为送来的东西未必是好的。
这些话，鲁迅80年前说的，但放在今天也还有价值。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再是80年前的羸弱、贫乏了，但他国也没有止步——今天最发达的国家，仍是80年前的那几个：美、英、法、俄、日……
教育，好像也还是这些国家好——当然，俄罗斯不知道，几乎没介绍过。但我们这几年挺自得的，因为几次PISA的胜利，而且，连英国人都来学我们的数学课了。英国的教育，应是比较严格的。Pink Floyd的歌《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（墙上的一块砖）》，批评的就是英国的教育。
“墙上的一块砖”，大概跟“做工作的螺丝钉”差不多意思——估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，但艺术是对现实的批判，有这种艺术，总是因为有它所对应的事实。可见，英国之所以对我们的教育感兴趣，一方面是我们的学生数学成绩确实比他们好，另一方面，也因为他们大概不太反感我们的教育方式。
当然，关键是，他们过来拿了。我们也要这样才行。
先从小事拿起。最近读到一个刚刚到日本生活的中国妈妈的文章，写的是日本小学的日常琐事：“商讨通学路。老师拿出跟会议桌一样大的地图，上面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签，每个标签上都有孩子名字。这张图拿出来到时候，我们真是被震惊到了，原来每个孩子上学走的路都要由学校确认。”
还有一些别的事情，比如她的孩子日语不好，老师会专门来陪她学习、做游戏。比如刚进小学，老师会认真地教孩子打招呼，大声说你好。
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拿。虽然我们的学校都在抓人文关怀，抓文明礼仪，但效果并不怎么好。学生见了老师，打招呼的是少数。相对应的，小学门口有学生值日，喊老师好，也很少见到老师回应。
现在有一种说法，西方，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厉害，但基础教育还是我们的好。如果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再加上美国的高等教育，那一定是无敌的了。但美国集中了全世界的精英，居然没有想到这个妙招，真是可惜。而且，高等教育已经是国民教育的顶端了，根是扎在基础教育里上。美国的高等教育厉害，根子还在基础教育厉害。我们的基础教育到底怎么样，看高等教育就能知道。现在清华北大都在争创世界一流，其实，基础教育不动，那一流也是暂时的和浮在表面的。可惜，大家并不是真的关心基础教育该怎么办，大学一方面呼喊基础教育改革，一方面请中学校长开会，合影时还是会请某某中学这样的高考大户坐在中间，以示重视。
不改变理念，或是，仅仅口头上说说，却没有落在实际的行动上。所说和所做不一致，最不好。到最后，大家都不相信还有什么更好的模式。
要办好教育，总是要引别人的教育经验为我所用的。而且，不仅国与国之间要拿，地方与地方之间，学校与学校之间，也同样要拿。但我们往往不拿，或是拿而不用，只挂出“传统”的旗子，“静待花开”。
拿来，首要的是找到内在的精神。没有精神的形式，是死的。好比礼仪教育：礼仪的关键是什么，是日常的尊重与交流。学生喊老师，而老师不应，或是学生只在值日时喊老师，平时却不喊，都偏离了礼仪教育的本意。而这过程中被忽略的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，就是老师该怎样对待学生的问题，是把他们仅仅当做教育的对象，还是在作为教育对象的同时，也作为一个有个体意识、个体尊严的人。
往大处说，我们的基础教育改革为什么总是很难真正的落实下去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，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是人的观念的改变，所有的一切变革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的。如果大家不能建立“人是独立的，人的成长必须是自觉的，不尊重人的天性的教育都是野蛮的”这种理念，新课改也难以生根，即便做了，也是形式。如果徒具形式，则更加糟糕。
上个十年新课改最好的地方是上海，很多人因此说，新课改只能在经济发达的地方。其实，不是。大家去看看上海的高考作文题，就能知道上海的教育之所以出色，是因为上海人的理念比其他地方要高出一大截，不是教育理念，而是对人的理解。且不说多年前的《他们》，还有今年的《被需要》，人文精神才是新课改的土壤。也可以说，上海的人文精神和他们的教育是相辅相成的。
理念是神，形式是身体。没有精神，身体就是个器物，不是人。
再比如这几年的“走班上课”。之前李希贵刚做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荒谬，或是认为只适合好的地方，不适合自己。现在上面硬性推行，大家拗不过，但大多还是采取“行政班+走班”的形式。表面上看，这是稳步改革。实质上，只是一次被动的落实，一方面是在强调行政班仍有着走班所没有的优点，另一方面，为继续采取“行政班管理”留下依据。
行政班管理当然有其优点，但李希贵这位从30出头就当了校长的人，怎么会不知道？如果知道行政班有走班所不能替代的优点，那他为什么要推行“走班制”，即便要推行，为什么不搞双轨制呢？这一连串的问题，不如去看看李希贵是怎么说的——
“当这样一个结结实实的集体（指行政班）形成之后，每一位学生在其中很容易固化已有的角色。有时候，由于过分强调集体利益，则往往在不同程度上侵犯甚至剥夺了集体内的个体利益。表现在班集体管理中，以牺牲学生个人发展为代价的大量一刀切行为往往成为常态。
当学生在内心深处明确地认定自己不属于任何人，他们可以在许多团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时，才真正长大，也逐步有了一些公民的样子，这时候，他们的肩上也就有了沉甸甸的责任。也只有这个时候，当他们再融入任何一个新的集体时，我们也才会从他们身上发现未来社会需要的团队意识。”
由此可见，李希贵的教改精神是对新型的人际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呼唤，对人和集体的现代理解。如果实行“行政班+走班”，结果必然是以行政班为基础外加校本课程的传统模式，这种模式培养不出李希贵所希望的新人，也不同通过新人来构建新社会，而这种旧模式所培养的旧人，也正是他所反对的。
我不能冒充专家，评价李希贵的做法是对是错。我只能说，看上去，行政班和走班可以并存，但从培养人的角度而言，这两种做法的效果是正好相反的。
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教育上的拿来主义，最重要的是领会对方的精神，而这个精神是关乎社会和人的本质，绝不能仅仅局限在上课或是学校教育的层面上来理解。不能理解精神的“拿来”，其实就是原地踏步。因为，人只有在对事物有了不同理解之后，才能做出不同于以往的实践。
所以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，教育的改革依赖于教育的理念，教育的理念又依赖于社会的理念，只有在我们对人和社会有了不同的理解后，教育改革才有可能，真正的教育才有可能。
不管怎么说，只要我们希望下一代——就算他不是人才，只是普通人，也能活得更独立、更自由、更觉醒。那就要从现在做起，改造我们的教育，“因为失掉了现在，也就没有了未来。”